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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有钱有自正在:一位鸟类窥探家背后的女性解放

归档日期:03-14       文本归类:秧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女性无法从事观鸟这个兴趣爱好和她们无法从事其他任何休闲活动一样,。在维多利亚时代,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女性都是丈夫的“附属品”。中产阶级女性大多待在家中料理家务,如果非得追求个什么兴趣爱好,也必然是“淑女”式的女红刺绣或是弹钢琴了。

  也有一些女性选择背道而驰,至少在19世纪的小说里是如此。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没有按照常理坐马车,而是步行去姐姐家。这种行为表达了她对当时世俗的藐视。赫斯特夫人和宾利小姐看到她溅满污泥、不修边幅的样子显然十分震惊:

  这么一大早,路上又那么泥泞,她竟然从三英里开外的地方赶到这儿,而且是自个儿来的,真让人不敢相信……我看她真是一副没有家教的野态,十足的乡下人不懂礼貌。

  正是伊丽莎白这种漠视社会传统的态度让最终的追求者达西倾心。但事实上,大多数女性不愿或不能打破陈规。下层社会阶级中的女性,情况则更糟了。工人阶级的女性既要养育孩子又要参加工作,而且像男同胞一样,经常一干就是一个白天甚至还要加班。对于所有女性而言,婚姻生活便是她们的职业,她们几乎没什么时间能够享受自己的闲暇时间。

  19世纪后半期,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一些女性打破男性对教育的独享,还在医药和法律等男权工作中谋得一席之地。此外,这一时期还爆发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最终,在1918年,女性赢得了这项权利。

  到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取得很大进展,但即便这样,她们依旧没什么时间参与家庭和工作之外的活动。直至1991年,女性每周平均空闲时间较男性相比还是少10个小时,因为即使是全职工作,女性也得包揽家中的大小家务。而对于那些有娱乐活动的女性而言,由于时间金钱受限,她们的这些活动也多局限在家里或附近。因此,经常需要长时间外出的观鸟活动在女性流行娱乐方式排行榜上成为末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比如健身房已经想办法为年轻家庭提供育婴房和其他设施,但几乎没有任何鸟类保护区尝试迎合社会上的这部分群体。

  尽管社会和文化隔阂让某些群体的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但总有人抛开规则,做个例外。在观鸟界,这个人就是身材娇小、谦逊温和的美国女人菲比·施奈辛格。1999年逝世时,她拥有着观鸟界最高奖项——如同百米世界纪录、登月第一人一样的大奖。凭借观察到8500多种鸟,菲比·施奈辛格一举领先,成为世界上观察鸟类最多的人。

  她身后出版的自传《向上帝借时间观鸟》(Birding on Borrowed Time)讲述了她非常了不起的生平。菲比生于1931年,直到34岁第一次在明尼苏达州的家后丛林看到橙胸林莺时才开始接触观鸟。那时,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四个孩子,因此头几年,她只是把观鸟当作干家务累了时的一种休闲。但慢慢地,她开始去国外走走。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开始成为热心的观鸟记录者。

  1981年,在她49岁时,检查出了癌症晚期,只有不到一年的生命。但她拒绝原地等死,决定只要自己能活一天,就将异国观鸟进行到底,尽管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久,这项探索会将她引向何方。

  靠着富豪爸爸(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创始人)留下的钱,施奈辛格开始了自己全球观鸟的生活。199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施奈辛格以7500余鸟种成为“世界顶级观鸟人”。同时,在国外观鸟过程中她也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伏,遇到过沉船,遭遇了地震,1986年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路上还遭到了残忍的。尽管受到这么多磨难,她仍然不放弃,继续去遥远的地方旅行。1995年9月,在与世界顶级男性观鸟记录人的激烈角逐中,她凭借在墨西哥一个红树林沼泽里看到的棕颈林秧鸡,成为当时世界上问鼎8000项记录的第一人。

  她一心一意追求领先的劲头受到了种种阻挠。先是一些健康问题,包括她的黑色素瘤周期性复发。接着,因为她常年身在国外,她的家庭生活也遭遇危机。旅行前往哥伦比亚时,她错过了女儿的婚礼;一度,与丈夫40年的婚姻眼看也要走到尽头。幸运的是,她和丈夫大卫积极沟通,最终解决了问题,她得以继续将自己的任务进行到底。但是,有些东西却变了。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差点失去了丈夫,也可能是因为她已经闯过了8000大关:不论是什么原因,1996年,她宣布退休,退出观鸟记录竞争。

  然而,出于自我满足的目的,她又继续在全世界寻找新鸟。1999年11月,在去马达加斯加的旅行中,她成功给自己的清单中加上了5种以上珍贵的新种,她为此十分高兴。然而,在旅行的第13天,他们的观光面包车翻了,别人都只受了点轻伤逃过一劫,但在后座睡觉的菲比·施奈辛格却不幸身亡了。她最后看到的新种是一只雄性红肩钩嘴鵙,是她离世的那天早上看到的。在《泰晤士报》的讣告中,作者是这么写的:“生命不息,战斗不已。”

  逃过了她自称是“判了死刑”的癌症,最终却在一场无常的车祸中丧生,真是又令人悲伤又讽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总结了她的一生,她那种活在当下的态度。在自传的前言部分,她的同伴,世界鸟类清单记录者彼得·凯斯特纳(Peter Kaestner)回忆他第一次和菲比一起去追鸟的故事。1991年,他们去马来高地找鸟。在外面待了一整天后,他们打算去找最后一个物种——神秘莫测的长嘴山鹑。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一阵大雾卷来,天很快就暗了下来。他们刚打算放弃,就听到附近峡谷里传来一声刺耳的鸣叫:

  菲比毫不犹豫就跑下了小路,消失在陡峭峡谷里那茂密的灌木丛中。我则紧随其后,快速朝茫茫的黑暗走去。结果,那只鸟没有再叫过。因为浓雾弥漫,那晚菲比和那只山鹑擦肩而过。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美妙的晚上。对我而言她那消失在峡谷中的背影是她一生的写照——坚定执着,不惧艰险,从不回头。

  尽管有菲比施奈辛格非比寻常的人生故事,女性在观鸟界的影响仍非常微小。如果再过几十年,当新的一代男女取代了今天观鸟组织中的核心成员时,这一状态可能会得到改变,那该有多好啊。也许,到那个时候,争论女性观鸟人的参与和地位——实际上还有同性恋、残障人士以及非裔亚裔问题——会像上世纪争论鸟蛋收集道德与否一样荒诞过时。

  我们用《英国鸟类》一个(女性)撰稿人的话来结束这个话题的讨论,她曾指出,除了社会文化屏障,还存在一些实际操作上的不便:“在寒冷的节礼日清晨,想要小便,你能在克里夫沼泽里找到个灌木丛来挡挡吗?”

  (本文节选自《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斯蒂芬·莫斯 著;刘天天、王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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